七月，骄阳似火。一幢法国文艺复兴建筑风格的小楼，一间典雅古朴的会议室，一张陈旧的会议桌，一杯浓郁回味的咖啡，一群为文化教育孜孜耕耘的园丁，以茶话会的形式鸣谢在我院教学八年的外聘教师——作家展望之副教授，这也是公共基础部历史上首次为一位外聘教师举行这样的聚会。
展望之老师2000年退休于上师大教科院，同年9月受大学同学、时任我部语文教研室主任、身患重病的彭皓权老师之托前来代课。之后不久，彭老师病故，展老师在非常时期撑起了上音语文教学的一片天。八年中，展老师以望七之身先后开设了《大学语文》、《文学概论》、《古汉语》、《名篇选读》、《外国文学》、《美学》、《红楼梦赏鉴》等课程。同时，广泛参与和指导我院校园文化建设，为提升我院学生的人文综合素养作出了重要的贡献。难能可贵的是，展老师超越了一般外聘教师常有的由身份所导致的意识、心态和作为上的局限，他把对朋友的承诺、对音乐的崇敬、对学生的挚爱和对教育的热忱转化为上音课堂上的精彩讲解，其锦口绣语及俨、温、厉的师范获得了我院众多师生的好评和爱戴。
茶话会上，许多教师以自己的亲历发表了对展老师的感佩，公共基础部主任奚爱茗副教授用 “信、达、雅”三字赞誉了展老师的为人、博学和襟怀风神，并代表公共基础部全体教师以一尊寓意深刻的青铜“大克鼎” （交大仿制）相赠，以示敬谢。展望之老师颇为感慨地叙述了他与上音的因缘，最后以一首七律诗表达了对上音八年的留恋和自己从上音“退休”后将“闭紧嘴巴，放开手脚”、多走多写的晚年安排。
附：展望之先生有关上音的诗文
跌进殿堂
我考过上海戏剧学院，专业没问题，从初试到复试，当时的先后主考田稼和朱端钧两位先生都很赏识我，与我亲切地交谈，时间远远超过其他考生。最后让我去一小房间，里面有一位老师坐等在钢琴边。叫我唱一支歌，我说不会。随便什么歌都可以，我摇摇头，那就唱《社会主义好》吧，我几乎要哭出来了，还是不会。老师的表情显得很惊讶，还带点愤怒，挥了挥手，那就去吧。我出了房间就知道：完了。那时搞文艺的人，称谓文艺战士。不会唱《社会主义好》，就是战士没有武器，没有武器，又如何打击敌人，团结人民大众？我清楚我的名字已经排在孙山后面了。
我真的一首歌也不会唱，尽管我的嗓子很好。说来奇怪，我又是一个非常喜欢听音乐的人，尤其是西方音乐，从巴赫、亨德尔到德彪西，我都熟悉，爱听，最喜爱的曲子是贝多芬的《第九交响乐》和舒曼的《梦幻曲》，我对音乐的陶醉，一点也不亚如我对文学的痴迷。不过，说来有点难为情，再喜欢再熟悉的曲子，不管听多少遍，我还是一句旋律也哼不出。我是个音盲。所以，我说我是一个坐在音乐殿堂门槛上的人，挨得非常近，却又永远进不去。
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一下子，跌了进去。我的一位大学的同班同学，也是好朋友，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文学，有一天打电话给我，说他病了，让我去代他。我教了两年，他悄然而去了。在他的追悼会上我悲痛地说过：“你委托我，代替你上课，请放心，我会上好它的，我要将每一堂课，每一句话，都化作对你的深深的怀念。”我就在上音教文学了。在好几年之前，我曾经随意地对我这位同学谈起过，想到音乐学院来教书，后来虽然没有什么具体行动，但动过念，说过话，这就是佛家说的：因果，缘。
我的耳朵从此有福了，在这里，每天都可以听到音乐。我走到六楼，这间教室的门里传出萧邦的夜曲；来到七楼，那间教室里有舒伯特的曲子，八楼，不知哪儿响起了《二泉映月》……我常常抱着书拿着茶杯在课前课后伫足聆听。走在楼梯上，突然遇见茶花女或是卡门，唱着咏叹调从上面快步跑下。学期终了时，我会悄悄地走进一个小音乐厅，坐在后排，观赏声乐系、钢琴系或是管弦系考试，等于听了一场场小型的音乐会。贺渌汀音乐厅建成了，经常举行各种各样精彩的音乐会，学生都会送票子给我，后来有的学生率性对我说，老师你喜欢听音乐就来好了，不用票子，我是在门口收票的。
我几乎每天在上海音乐学院走进走出，而当我在念中学的时候，这里是很神圣的，有一次我和几个同学擅自走了进去，刚走到几株桂花树前，就被门卫喝住，赶了出去。所以，现在每当我走到桂花树前的时候总要看上它一眼。
音乐学院在汾阳路上，一到秋冬，路上铺满了黄色的落叶，踏上去会吱吱发响，我喜欢在这样的情景中去学校。一天，在校门口，大铁门旁边，有一个烘山芋炉子，卖山芋的汉子，戴着一副耳机，闭着双眼在聆听音乐，那种陶醉沉湎的样子，实在令人感动，这，只有在音乐学院门前才能够看得到。
我进了音乐殿堂，不是走进去的，是跌进去的。（原刊于《新民晚报》）
七律.别上音
八年似水去悠悠，
即到临行触目愁。
无绪时时弄白笔，
有缘处处说红楼。
管弦音绝已成梦，
花草香残犹是秋。
从此天涯留我影，
清风拂面月当头。
